伽利略与布鲁诺

伽利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去学医之前，他一直想当一个传教士。他的数学，物理，力学都很好，亲手制作了人类的第一支温度计，和第一支望远镜。所以当时有人说：伽利略星空中的哥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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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的商业头脑也是非常灵活的，他发明的温度计、望远镜这些东西都是用来赚钱的，虽然他的本职工作是大学教授。他还发明过一种军用的圆规，可以供战场上的士兵和军官计算炮弹的轨迹，在实战中非常好用，也为伽利略带来了不小的财富。伽利略在社交上也是不弱，他和当时的著名宗教人士包括教皇和很多国家的贵族都来往甚密。1610年他用自己家的望远镜发现了一颗新卫星，就是木星的第四颗卫星，他灵机一动就把这颗新发现的卫星命名为“美第奇星”。美第奇家族当时是欧洲最有钱的家族，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最著名的名门望族，甚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艺复兴。当美第奇家族一听说著名的科学家伽利略将新发现的卫星用自己家族来命名时，立即决定聘请伽利略为美第奇家族的首席科学家和哲学家。就这样伽利略被光荣的“包养”起来了，再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这也为他人生的最后32年埋下了伏笔。

伽利略灵活和聪明，完全可以称的上是八面玲珑，可1632年却出版的一本书《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让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突然陷入一场牢狱之灾被判终身监禁。从书名中就知道这是“地心说”和“日心说”的辩论。这本书的体裁构思上也充分体现了伽利略的聪明才智，这本书采用的是对话形式的一个戏剧。书中他设计了三个虚构的人物在那里对话，话题就是“地心说”和“日心说”。独特的体裁外加优美的文笔使得这本书很快就成为了当时最畅销的书籍。表面上看伽利略是一碗水端平不偏向于“地心说”和“日心说”的任何一方，但实际上看过书的人都知道伽利略偏向“日心说”。

这本书1632年出版不到半年就惹了大祸，伽利略被当时的罗马教皇抓过到罗马去了。伽利略被抓时正值意大利瘟疫流行，教皇不顾瘟疫执意先办这个”大案“结果现场就判了他个终身监禁。判决中还不止终身监禁那么简单，当时宗教裁判所还尽其所能的对他进行了羞辱。一方面是把这份判决书寄到了当时欧洲所有还信仰天主教地区的所有大学，在这所大学把这封判决书当众宣读，告诉大家伽利略是一个思想异端的人；另一方面就在法庭宣判的当场，要求他跪在地上签署一份悔过书内容大致就是：我信仰的日心说是胡说，我现在回归到地心说的阵营中来，我对我过去的行为表示忏悔之类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带有羞辱性质的，就是此后三年每周都要背七首忏悔诗，而且是跪着背。

但是，宗教法庭当时的这个判决其实并未完全得到了执行。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事实上是伽利略在罗马关了没多久就被罗马的一个红衣大主教给接到家里去了。而且红衣大主教把伽利略奉为上宾，伽利略的生活也过的相当的不错。史料记载当时伽利略本来已经60多岁了加上这因突然的牢狱之灾身体很差，但到了红衣大主教家没多久身体竟然恢复了。另外红衣大主教为了方便伽利略继续能在科学上有所贡献，便邀请各路朋友来见他和他探讨和交流科学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伽利略事实上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且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向教皇（乌尔班八世）说情请求释放伽利略，但教皇考虑到不能自己打自己嘴巴因此拒绝了释放的请求。但是伽利略恢复健康后又向教廷提出来请求，请求批准其回老家执行终生监禁，这次教皇竟然批准了。

1633年伽利略回到了意大利的故乡——佛罗伦萨。当时的佛罗伦萨是美第奇家族管理的地方，而且伽利略这时还一直是美第奇家族的首席科学家和哲学家，伽利略的生活自然不错，当然教廷也派了一个人去看管他。这个人是当地的红衣大主教，是伽利略一生的好朋友兼学生。所以这简直就给他找了个料理他的人，而且这个红衣大主教还一直鼓励晚年的伽利略搞科学研究，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条件。伽利略生命的最后十年竟然还写出了一本新作《两大科学的对话》，这本书没有在当时天主教地区出版而是在荷兰出版的。然而就是在这种说是监禁也可以，说是软禁也可以，说是安度晚年也可以的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中，伽利略渡过了他最后十年，1642年撒手归西。

教廷对伽利略高高的举起了板子，但板子落下来的时候又是那么那么的温柔。其实还有其他疑点。

第一个大疑点是伽利略早就在宣扬日心说了，并非1632年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的时候才开始。哥白尼死于1543年距伽利略出生还有21年。当伽利略年轻的时候“日心说”观点已经不新鲜，早就流传在世了。在当时欧洲很多大学的课堂里，“日心说”可以当成一种学术假说公开的讲授，伽利略年轻时就通过著作、文章、书信、演讲等方式表述过，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是“日心说”捍卫者的角色，而且年轻时的言辞更加激烈。而且此前布鲁诺被烧死的时间时1600年距离伽利略受迫害1632年都过了30多年，为什么到了60多岁的时候写的这个遮遮掩掩的两大体系对话反而惹了祸？

伽利略在1615年的时候曾写过一篇关于潮汐的文章，其间就明确表示“日心说”是对的，而且他还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当时的教皇保罗五世。保罗五世当时也非常清楚他要表述的观点是什么，因此也就没有搭理他。后来也有人向宗教法庭告发过伽利略说他搞异端邪说，但宗教法庭并未对伽利略判处过。不过当时法官曾口头警告过伽利略，而且这个法官恰恰还是1600年判处布鲁诺火刑的那个法官。到1616年宗教法庭确实下过一个禁令禁止伽利略宣扬“日心说”的禁令，但禁令中也允许他使用“日心说”是学术假说进行科学言论，仅仅是禁止他宣扬“日心说”就是真理这样的论调。

1623年乌尔班八世当了新教皇。乌尔班八世此人实际上是伽利略的好朋友。乌尔班八世年轻时是个狂热的科学爱好者还是伽利略的崇拜者，曾经给伽利略写信时就说道你这样的大科学家就应该长命百岁。前面讲到的1616年禁止伽利略宣扬“日心说”的禁令正值乌尔班八世担任红衣大主教，他对该禁令非常不满甚至表示如果我是教皇绝对不会颁布这样的禁令。以上可以看出新教皇乌尔班八世和伽利略关系非常密切。1623年乌尔班八世当了教皇之后，伽利略也满心欢喜认为重提“日心说”的时机已经到来了。为此1624年专程跑到罗马先后六次在梵蒂冈教皇后花园劝说教皇确立“日心说”。乌尔班八世当时并未冒然确立“日心说”而是再度要求伽利略将“日心说”停留在学术假说这个层面，并且许诺这样便可得到教皇其本人的祝福。从1624年他跟教皇六次见面到1632年他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这期间，他其实是得到了教廷的默许或者说是鼓励的情况下才实施的。

另外还有一个大疑点，就是伽利略的这本书在当时并非什么非法出版物。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是经过了教廷的审查的。另外当时伽利略知道这本书中的观点有点敏感，因此在出版之前他去过罗马，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教皇乌尔班八世的工作，最终通过了教廷关于出版物审查机构的审查并获取了发行权。但是这个事情竟然在不到半年后教廷突然翻脸。而且关于“日心说”的始作俑者是哥白尼的那本《天体运行论》。可《天体运行论》被教廷禁了之后仅仅要求稍作修改即可发行（即将其改为假说理论，实际上仅修改了9处）。而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挺前面这本书的观点而已却一直被禁到了19世纪，而伽利略本人被平反已经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了。宗教法庭干事从来是拖拖拉拉没有那么快的效率，比如布鲁诺从1592年被抓到1600年被判火刑烧死前前后后拖了八年，而伽利略这个案子从被抓到判决前后才两个月，为什么宗教法庭要快刀斩乱麻？

当我们将所有的这些疑点集中起来，这件事非常蹊跷。现在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来破解这些疑点。1632年正值欧洲发生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三十年战争 _百度百科）。实际上在三十年代战争对当时罗马这片地方的破坏超过后来任何一次战争的，特别是在人口上的损失更为惊人（据统计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对德国人口比例的损失）。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索，表面上的理由是宗教。因为宗教改革崛起的新教（基督教）这股势力，和罗马教廷代表的天主教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摩擦。这种摩擦刚开始是信仰上的后来逐步演变成乱战了，各个国王、君主、诸侯带领各自的军队团结在两杆大旗下打成一团。按理说教皇应该站在天主教联盟这边，但是没这么简单。

欧洲的领土上包括政治上的那种血缘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刨除世俗利益这一点去讲教皇的心态也很微妙，如果他完全押宝在天主教联盟这一头，那打赢了最后利益很可能是代表天主教联盟这一边的君主。而君主和教皇之间有一个天然冲突——统治权，国家到底是听宗教领袖教皇的还是听世俗君主的。所以一但完全押宝天主教联盟的话，不见得符合教皇的利益。所以教皇在很多战争的间隙和很多特定的细节上又要和基督教联盟这边暗通款曲。还有件事情，当时基督教联盟的军事首领古斯塔夫二世在1632年11月在一场本来已经节节胜利的战役中突然阵亡了，结果导致基督教联盟这一派的军队土崩瓦解。这下就让当时的教皇乌尔班八世陷入到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乌尔班八世当时已经被这种打败仗的信息折磨到了精神奔溃的边缘，已经产生了一种狂躁症似得症状，史料记载乌尔班八世那段时间天天夜不能寐，就下令他的仆人把花园里的鸟全部给弄死，因为他觉得自己快疯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迫切需要拜托这种困境，当然拜托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公众视线。而对于“教皇”这顶头衔来讲胜败对他似乎没什么关系，他所有的名誉、荣誉都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特别需要逮住一个事件来重新树立一下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恰恰这个解药就藏在了伽利略的身上。如果惩办伽利略能显示乌尔班八世对宗教是绝对虔诚的，另外也能彰显其在宗教原则问题上是寸步不让，同时也让世人充分的相信他依然是个合格的教皇。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乌尔班八世这个时候和伽利略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伽利略是个名满天下的聪明人，通过文章讥讽别人为自己树下不少仇敌，哥伦比就是其中一个。“哥伦比”拉丁文叫鸽子的意思，围绕在哥伦比身边就形成了一个鸽子军团，鸽子军团的人就时不时向教皇进献谗言。们刚刚所讲的乌尔班八世和伽利略的这种裂痕就来源于《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体系的对话》中一个虚拟人物的名字。书中支持“托勒密地心说”的那个反派人物的名字叫辛普里丘，辛普里丘这个词和当时拉丁文中“傻瓜蛋”的读音非常相近。因此，哥伦比的鸽子军团就挑唆，说乌尔班八世经常说的一些话经常在书中从辛普里丘嘴里说出来，这无疑让乌尔班八世产生了懊恼伽利略的情绪。教皇正好需要一个替死鬼来秀一下自己的节操，伽利略无疑成了最佳人选。以上几个因素加上教皇目前的需求就自然凑成了1632年迫害伽利略的这一场案件。

通过对这场案件的梳理你会发现伽利略受迫害，其实跟真理关系不大。实际上是一个由当时的政治格局来决定，由官僚系统的那种本性来发作，加上一些文人、学者、科学家之间因为嫉妒等等因素而酝酿出来的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和科学与宗教之争没有太大的关系。

其实宗教往往是科学人才的摇篮。西方现在很多著名的大学如法国的巴黎大学、美国的哈弗、耶鲁、康奈尔、还有中国解放前的很多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等都是西方传教士办的。一个神父在里边到底是研究神学还是研究科学完全没有障碍的。耶稣会，在很多的书中写到耶稣会是反对进步势力的、是反对宗教改革的。但读书多了后就发现耶稣会其实是教会为抢夺意见市场而建立的一个组织，修道士不能仅坐而论道还要起而行去传道，所以耶稣会士往往是一些信仰特别纯粹而坚定的传教者。

耶稣会士们不远万里来到世界各个地方，而他们除了带的《圣经》和自己的信仰之外往往就是他们的科学知识，大量的耶稣会士往往就是科学家。有人统计过从1600年一直到18世界后期近200年的时间耶稣会士出版的科学书籍达6000部，当时几乎包揽了欧洲整个学术思想的前沿阵地。甚至罗马教廷为了支持他们搞科学研究建立了大量设备及配备得非常先进的天文台。像在中国的很多耶稣会士如利玛窦、汤诺望、南怀仁等这些人，他们这些人是让中国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看到西方科学成就，这些人都是耶稣会士。宗教信仰和科学之间其实没那么多矛盾。

但是，毕竟当时教廷选错了边。其实你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他争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对真理的认定权。比如现在用的手机的系统主要是两个：苹果和安卓。苹果系统虽然也需要程序员、开发软件的公司为它这个生态添砖加瓦，但是他要求最后的审核权一定在自己手里。就是你一个软件是不是上架我说了算，只要我不高兴我让你下架，所以我拥有了权力；而安卓系统呢，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谁都可以上面生产软件。罗马的教廷就相当于苹果系统，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上架的决定权。

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真正争夺的就是这个上架权，新教认为我们自己就可以阅读《圣经》我们自己就可以得出解释，我们用心里和信仰直接和上帝沟通。天主教要垄断上帝和人之间沟通的这个管道，所有的《圣经》解释都得听他们的。所以1517年马丁路德把那个95挑论纲给贴出来开始实施宗教改革。天主教就非常警觉，立即就召开了一个特伦特宗教会议并形成了一文件，这个文件是一份天主教徒的誓词，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得宣誓。它大致的内容是所有对于《圣经》的解释只能归于罗马教廷，教众只得相信早起天主教作家对于《圣经》的解释，绝不相信其他的解释。

伽利略为什么受迫害，刨去我们刚才讲的历史、政治的那些原因之外，说白了就是抢了教廷的上架权。如果科学家说了算教皇说了不算，那怎么行？伽利略自己也讲过一句俏皮话，说《圣经》只指引了上天的路怎么走，他并没有指引天本身是怎么走的，而天本身怎么走的教皇觉得他自己说了算。亚里士多德很多的学说、著作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在欧洲本土几乎是找不到了，而是通过阿拉伯人的译本后来在12世纪又传回了欧洲。刚传回来的时候教廷也是不认的，给扣上了异端学说的帽子，但是后来渐渐地这个学说也就传开了，教廷视乎也觉得没有什么威胁也就认可了。但这个认可只能是我教廷认可，其他的认可都将导致斗争的存在。

虽然表面上都在争论真理，但实际上在这个表面之后的一个逻辑层次是：谁来认可真理？举个例子讲：军队对于权力是最重视的，如果一个部队它上下的领导权力失效了那就没有战斗力。所以在军队就有这么个规定，如果上战场你不服从命令即使你打了胜仗照样上军事法庭，更不用谈什么功劳。所以一个胜仗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如果认可你违抗军令的这个行为以后，这个军队及没有战斗力了，权力就会崩溃。所以教廷和伽利略之间真正争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世界经常给我们看一种假象：就是不同阵营里边的人怀着各自的信念，去对真理进行争辩，但实际上真理是一个非常纯洁而简单的东西，它只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纯洁的事情，宗教的背后是人（？），科学的背后也是人，各种观念的背后都是人。而人一旦放在了一起马上就存在资源分配问题，马上就出现了权力的问题。而权力一旦加入了这个饭局，饭局上的话题就发生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原来我们关心的是真理、是这个世界本来是什么样，现在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叫这个世界到底谁该听谁的？

所以伽利略这个案子，其实是权力迫害了科学。

布鲁诺，要讲布鲁诺，先要从光照派和共济会讲起。
光照派 - 历史起源
其组织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的一些诺斯替教派（包括发源自巴比伦的摩尼教Manichaeism的影响），如：14世纪产生于拜占庭帝国的“赫西卡派”（Hêsukhia）；15世纪起源于西班牙加尔默罗会和方济各会修士中的“阿隆白郎陶斯派”（Alumbrodos），这些教派受到异端裁判所的追查，很多人被烧死。


今天历史社会教文艺复兴，实在有些假的感觉，书里介绍了欧洲人文精神发展，却没有提到欧洲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组织——共济会，这个古老而神秘的组织在很早就出现了。圣殿骑士团在被绞杀的时候，共济会逃亡，光照会收留了这个兄弟会。光照派在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中，许多当时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于艺术家等都是光照派的成员（如天文学家伽利略·伽利莱、尼古拉·哥白尼、焦尔达诺·布鲁诺、艺术大师济安·劳伦佐·贝尼尼等）。随着光照派的实力日渐壮大，罗马教廷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他们不会容忍这样一个旨在宣扬科学、反对教会的组织继续存在。因此，罗马教廷开展了一场“肃清运动”，用残忍的杀戮和威慑手段迫使光照派从此销声匿迹。 在教会的宣传下，光照会逐渐成了撒旦的象征。共济会得以发展，并且发展出许多分支。共济会著名成员：孟德斯鸠、伏尔泰、维克多·雨果、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贝多芬、腓特烈大帝、拉法耶特侯爵、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佛逊、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约翰·埃德加·胡佛、马克·吐温、阿瑟·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穆斯塔法·凯末尔、温斯顿·丘吉尔、巴兹·奥尔德林、本杰明·富兰克林、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爱因斯坦、严家淦、蒋纬国、李嘉诚、莫逖拉尔·尼赫鲁 其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人，书上却对此组织毫无提及。分支玫瑰十字会：著名的包括笛卡尔等。 还有美国耶鲁大学内的神秘的骷髅会，也是其分支（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共济会发展到美国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有阴谋论者认为美国政府是共济会的影子政府）清朝时共济会也曾发展到中国大陆来，后来因为诸多原因就离开了。

1548年，布鲁诺出生于那不勒斯王国的诺拉，父亲是军人乔凡尼·布鲁诺（Giovanni Bruno）。9岁的时候（一说11岁），他前往那不勒斯城学习人文科学、逻辑和辩论术。布鲁诺在17岁时进入修道院隐修（一说15岁），得教名乔尔达诺。布鲁诺学习亚里士多德学派哲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24岁时获任命为神父。
1576年，布鲁诺为逃避学术上的指控而展开流浪生涯，到过日内瓦、普鲁士、巴黎和伦敦等地。他在伦敦逗留了两年（1583年至1585年），著有《Ash Wednesday Supper》、《On the Infinite Universe and Worlds》、对话录《On the Cause, Principle, and Unity》和《The Heroic Furori》。在《On the Infinite Universe and Worlds》这本书当中，提出宇宙无限的思想，认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恒的，在太阳系以后还有无以数计的天体世界。　
1583年，布鲁诺到英国，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的地心说，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1585年去德国，宣传进步的宇宙观，反对宗教哲学，进一步引起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恐惧和仇恨。1585年布鲁诺重返巴黎，并到欧洲各地出版著作。他又应威尼斯贵族Giovanni Moncenigo之邀，返回意大利当其私人教师。1592年，他因Moncenigo的告发而被天主教宗教法庭控以“异端邪说”罪，在威尼斯被捕入狱。在被囚禁的八年中，布鲁诺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于1600年2月17日在罗马鲜花广场被烧死^[1]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布鲁诺在1600年遭受的火刑，并非因为他支持日心说，而是因为他的泛神论等的宗教思想。 布鲁诺的主要著作有《论无限宇宙和世界》，书中捍卫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明确指出：“宇宙是无限大的”，“宇宙不仅是无限的，而且是物质的”。还著有《诺亚方舟》，抨击死抱《圣经》的学者。
由于布鲁诺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学者，所以天主教企图迫使他当众悔悟，声名狼藉。天主教会​​的人建议当局将布鲁诺活活烧死。由于布鲁诺不遗馀力的大力宣传，哥白尼学说传遍了整个欧洲，为了抵制布鲁诺思想的影响力，他所宣扬的日心说连带遭殃，公元1616年3月罗马天主教会议决​​定将《天体运动论》列为禁书，不准宣传哥白尼的学说。
19世纪末，布鲁诺的雕像矗立于当年殉难的地方。

The sculptor, Ettore Ferrari, was the Grand master of the Grande Oriente d'Italia, the Masonic jurisdiction of Italy, who were strong supporters of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over the previous Papal rule of Rome.

On April 20, 1884, Pope Leo XIII published the encyclical Humanum genus. As a response, the Freemasons decided to create a statue of the pantheist Giordano Bruno. The statue was unveiled on June 9, 1889, at the site where Bruno was burnt at the stake for heresy on February 17, 1600, and the radical politician Giovanni Bovio gave a speech surrounded by about 100 Masonic flags. In October 1890, Pope Leo XIII warned Italy in his encyclical Ab Apostolici about Freemasonry and called for its dissolution, whose members he called anti-Christian and enemie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