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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辉
（转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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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的旧案，其实轮不到、也不必等我来翻。海外康白石（高宗鲁）的《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版），已大体写出陈炯明的本来面目；陈定炎（陈炯明之子）与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更在史料和见解上有力地重新树立起陈炯明的正面形象。大陆段云章、倪俊明和沈晓敏编辑的《陈炯明集》、《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也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翻陈炯明的案，可以说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在情理上，在纯学术层面，是简单的；而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却是复杂的。因为重评陈炯明，无法绕开孙中山，对陈多肯定一分，就必然要对孙多否定一分。而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正统史学中，孙中山是“国父”，是革命开山，反孙即反党，叛党即叛国（当年声讨陈的传记就名为《陈炯明叛国史》）。因此，在党化史学盛行的时候，在孙中山政治神话的笼罩下，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长期被遮蔽，被歪曲，被抹杀，就被定型为“总理叛徒”，就难以被历史宣告无罪。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就不仅是一份陈炯明的辩护辞。阅读此书，最可见孙、陈政治毁誉的形成，最可见政治势力对历史编写的扭曲，也最可见“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话的精辟。考虑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此书，故以下略述我的读后感，并以此表达我对这位近代岭南志士的敬意。
孙、陈的政见冲突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并有所谓“炮轰总统府”事件，是民国史上的大关节，促使孙中山此后转向联苏容共的政策，由此更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
大体说来，孙、陈之争起于政见的冲突，在北方隔岸观火的胡适当时即明白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这一周》之十）。
孙、陈之间，孰是孰非？陈的意图，是立足于“联省自治”，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据《历有争议的陈炯明》，页484）；这与孙的“武力统一”，并模仿苏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做法，正成强烈的对照。至少，陈的路线代表了二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另一种选择，代表了现代史上一条未走的路。其中是非得失，这里不拟细论。至于他们交恶的始末，也按下不表。我只想交代陈炯明政治生涯中的几个片断：
1920年陈在闽南时，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访问他，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陈以为革命不应依赖外力，遂婉拒之（《大翻案》，页193-194）。当时苏联更属意的合作是陈炯明，假使他积极争取，还轮得到孙中山吗？而国民党后来正是依赖苏联的军援，才得以击溃陈炯明部，并北伐成功的啊。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沿西江而下进攻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其时广州方面财源枯竭，军心动摇，前方将领多要求开禁驰赌，以赌税维系经济（《史事编年》，页715-716），而陈断然表示：“粤军可倒，赌不可开！”（陈演生编著、黄居素增订《陈竞存先生年谱》）假如陈不执意坚持他一贯的禁赌政策，其部属又何至于穷极哗变，致为外敌所乘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欲联络中国各系势力以求合作，日人影佐与陈商谈多次，陈以归还东北为先决条件，日方表示：“君但肯出面，一切均可商谈，归还东三省亦不成问题！”陈要求日方出具书面文件，终以日方不能应诺而作罢。以后影佐以个人身份赠与支票八万元，陈面辞不获，事后就在支票上画叉勾销，命手下送还影佐（康白石《陈炯明传》，页99）。如果他稍假以辞色，就算不能藉日本之力东山再起，临终前也不至于生计潦倒啊。
由此可见，陈的旧属称他“宁牺牲其凭藉军事力量，而不背其对民众夙昔之诺言，虽顾目的，更择手段”（陈演生《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亦不尽是阿私之言吧。
孙视“政治为一种技术”
我们且对照孙中山的行事：
为了扳倒袁世凯，孙中山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
为了筹集北伐军费，孙1921年与美商乔治香克签订合同：香克在美为孙政府发行公债一亿金元（约合当时中国币二亿元），而未来由香克所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生产纯利的三分之一、购买材料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五皆归其所有。这实际上将使香克垄断中国的商务让予权。
还是为了北伐，孙1922年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签约：日方供给新式长枪二万枝、子弹五百万发及野炮若干，并资助五百万日元，而赢得海南岛及广东沿海岛屿的开发权，以及厦门以南的捕鱼权。
孙与日、美之间的这些密约，因故都未实现（以上参《大翻案》，页293-294、页389-401），但他不惜作“浮士德式的交易”，不惜牺牲一国利益以谋求一党利益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孙1922年下令舰队炮轰广州城区，1924年火烧西关血洗商团，更使广州人民遭受苦难（参《大翻案》，页377-389）。
跟孙中山相比，陈炯明太拘泥原则；跟陈炯明相比，孙中山太不择手段。对于孙的这一点，吴佩孚曾有言：“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为一种技术。”
孙去世后，梁启超有更清晰的批评：“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孙文之价值》）陈之所以英雄末路，也就在于他太讲原则吧。
陈炯明等的政治原则
在此，还要另外补说一点：当时坚持不与外国势力合作的实力派军阀，并不仅陈炯明一人。
吴佩孚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得胜，势力盛极一时，苏联特使越飞在南下会见孙中山以前，实际上更希望跟吴合作，但为吴所拒绝；吴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日本领事劝他抛弃旧主曹锟，与段祺瑞修好，吴却表示：“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为望瓦全也。”等到他为国民党所败，退避蜀中，日本要人仍专程拜访他，愿提供一百万元、十万步枪、两千机关枪及五百钢炮，以支持他重出江湖，但他回答：“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参李洁《茫茫烟蔓寻何处———吴佩孚遗址考》；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可知吴与陈皆始胜终败，而且皆败于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实与他们恪守原则大有干系。
郭松龄1925年起兵反奉，欲推倒张作霖，日本方面事前曾与郭接洽，表示可助其一臂之力，条件是满足日本在南满的特权，但为郭断然拒绝。结果，正由于日军介入，郭功亏一篑，而张作霖才得以挽狂澜于既倒（参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
即使是凭藉日本势力起家的张作霖，行事也仍有他的底线。据说在他统治东北时期，大事不糊涂，与日人虚与委蛇，始终未缔结损害国家主权的正式协议；1928年日本警告他不得返回东北，但他决意离京返奉，才被炸死在皇姑屯车站（参沈云龙《有关张作霖的史料》）。
吴、郭、张诸人所行，可算陈炯明的翻版。何以旧军阀尚能遵守相当的政治原则，而革命党反而在手段上肆无忌惮呢？我想，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或自信他的目标更远大、理想更崇高，自以为非常之人，可行非常之事，故更勇于投机，乃至为陈炯明所不肯为。越是以政治理想自负者，其不择手段的勇气也越大，“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此之谓欤！
陈炯明非一介武夫
陈炯明并不是一介武夫。他跟吴佩孚一样是秀才出身，又就读新式的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生毕业，比之吴佩孚更多了新知识的洗礼。他后来以文人治军，仍有其独立思想，此其所以终不能盲从孙总统也。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素来敬重陈炯明，孙、陈分裂后，他写了一封万言长信给陈，举孙、陈、汪（精卫）为当世党人三大领袖，希望陈与孙能和好如初。陈复函有谓：“……共和建国，主权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间接不能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主权不能行使。由小数黠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托武力，愈革愈糟，前车可鉴……”这不仅说中了孙中山的要害，说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不也说中了百年以来的历史吗？
稍后陈炯明彻底失势下台，避居香江，1927年完成《中国统一刍议》，系统提出其建国方略，虽已无济于实际，但仍不失为光明正大之论。
他批评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否则冒国民之名，行党人私通外国之实，民国虽可欺，决不为之负责。”这既是指责当时的国民党，也是指责过去的孙中山。
针对一党专制则说：“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则革君主而为民主，日以民权强聒吾民者，殊为多事也。”这是说，如因为新专制有效率就效法新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同样有效率的旧专制呢！
又说：“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若必以狭隘之态度处之，一若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广；且谁为真赝，尚待条件证明。”以垄断版权比拟国民党的一党独大，是很可玩味的形容。
陈炯明又批评党化教育：“中国向无宗教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以上这些批判，正与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对国民党独裁的批评遥相呼应，而且，在写作时间上还比胡适为早呢。
陈炯明1933年病逝于香港，各方哀挽无数，其中有这样两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天下事岂有定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
所谓“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所谓“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我以为最能见其人的意气和光彩。
总体而言，陈炯明在政治上终归于失败，但不失为荣誉的失败。他以革命功臣而终成国民党的叛徒，恰可比十九世纪日本西乡隆盛，以维新元勋，而终成明治政府的乱党。当时为逆为寇，然倏忽百年，尘埃渐落，功罪重论，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失败的英雄。
曾看到一篇台湾陈文茜的访谈，题为《只问历史的人》，在她心目中，民进党早期的领袖许信良是真正的政治英雄，而后来的民进党已丧失了理想精神，“这个年代，已经太缺少不计自己利害、不论自己位子，只问历史的人。”其实，不计利害，只问是非，不计地位，只问历史，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稀有的，若求之于近世，陈炯明庶几近之乎？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陈炯明读法政学堂时，因为严译《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流行一时，故他取字“竞存”，正与胡适名“适”字“适之”的用意不约而同。可是，就像胡的自由主义终究不合时宜一样，陈的政治道德也不能让他立足于弱肉强食的政治世界。胡适不“适”，竞存不“存”，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剧；但在那个泥沙俱下、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无可避免的悲剧吧。
◎胡文辉，学者，现居广州。
胡文辉
（转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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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的旧案，其实轮不到、也不必等我来翻。海外康白石（高宗鲁）的《陈炯明传》（香港文艺书屋1978年版），已大体写出陈炯明的本来面目；陈定炎（陈炯明之子）与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吴兴记书报社1997年版），更在史料和见解上有力地重新树立起陈炯明的正面形象。大陆段云章、倪俊明和沈晓敏编辑的《陈炯明集》、《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历有争议的陈炯明》，也已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翻陈炯明的案，可以说是一件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在情理上，在纯学术层面，是简单的；而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层面，却是复杂的。因为重评陈炯明，无法绕开孙中山，对陈多肯定一分，就必然要对孙多否定一分。而长期以来，在国民党的正统史学中，孙中山是“国父”，是革命开山，反孙即反党，叛党即叛国（当年声讨陈的传记就名为《陈炯明叛国史》）。因此，在党化史学盛行的时候，在孙中山政治神话的笼罩下，陈炯明的政治形象就长期被遮蔽，被歪曲，被抹杀，就被定型为“总理叛徒”，就难以被历史宣告无罪。
正是出于这一背景，《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就不仅是一份陈炯明的辩护辞。阅读此书，最可见孙、陈政治毁誉的形成，最可见政治势力对历史编写的扭曲，也最可见“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话的精辟。考虑到一般读者难得见到此书，故以下略述我的读后感，并以此表达我对这位近代岭南志士的敬意。
孙、陈的政见冲突
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并有所谓“炮轰总统府”事件，是民国史上的大关节，促使孙中山此后转向联苏容共的政策，由此更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走向。
大体说来，孙、陈之争起于政见的冲突，在北方隔岸观火的胡适当时即明白指出：“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赖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这一周》之十）。
孙、陈之间，孰是孰非？陈的意图，是立足于“联省自治”，再进而通过和平制宪，“仿照美国联邦制度，成立中华合众国”（据《历有争议的陈炯明》，页484）；这与孙的“武力统一”，并模仿苏俄政治和军事制度的做法，正成强烈的对照。至少，陈的路线代表了二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另一种选择，代表了现代史上一条未走的路。其中是非得失，这里不拟细论。至于他们交恶的始末，也按下不表。我只想交代陈炯明政治生涯中的几个片断：
1920年陈在闽南时，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访问他，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陈以为革命不应依赖外力，遂婉拒之（《大翻案》，页193-194）。当时苏联更属意的合作是陈炯明，假使他积极争取，还轮得到孙中山吗？而国民党后来正是依赖苏联的军援，才得以击溃陈炯明部，并北伐成功的啊。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沿西江而下进攻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其时广州方面财源枯竭，军心动摇，前方将领多要求开禁驰赌，以赌税维系经济（《史事编年》，页715-716），而陈断然表示：“粤军可倒，赌不可开！”（陈演生编著、黄居素增订《陈竞存先生年谱》）假如陈不执意坚持他一贯的禁赌政策，其部属又何至于穷极哗变，致为外敌所乘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欲联络中国各系势力以求合作，日人影佐与陈商谈多次，陈以归还东北为先决条件，日方表示：“君但肯出面，一切均可商谈，归还东三省亦不成问题！”陈要求日方出具书面文件，终以日方不能应诺而作罢。以后影佐以个人身份赠与支票八万元，陈面辞不获，事后就在支票上画叉勾销，命手下送还影佐（康白石《陈炯明传》，页99）。如果他稍假以辞色，就算不能藉日本之力东山再起，临终前也不至于生计潦倒啊。
由此可见，陈的旧属称他“宁牺牲其凭藉军事力量，而不背其对民众夙昔之诺言，虽顾目的，更择手段”（陈演生《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亦不尽是阿私之言吧。
孙视“政治为一种技术”
我们且对照孙中山的行事：
为了扳倒袁世凯，孙中山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
为了筹集北伐军费，孙1921年与美商乔治香克签订合同：香克在美为孙政府发行公债一亿金元（约合当时中国币二亿元），而未来由香克所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生产纯利的三分之一、购买材料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五皆归其所有。这实际上将使香克垄断中国的商务让予权。
还是为了北伐，孙1922年与“日华林矿工业公司”签约：日方供给新式长枪二万枝、子弹五百万发及野炮若干，并资助五百万日元，而赢得海南岛及广东沿海岛屿的开发权，以及厦门以南的捕鱼权。
孙与日、美之间的这些密约，因故都未实现（以上参《大翻案》，页293-294、页389-401），但他不惜作“浮士德式的交易”，不惜牺牲一国利益以谋求一党利益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孙1922年下令舰队炮轰广州城区，1924年火烧西关血洗商团，更使广州人民遭受苦难（参《大翻案》，页377-389）。
跟孙中山相比，陈炯明太拘泥原则；跟陈炯明相比，孙中山太不择手段。对于孙的这一点，吴佩孚曾有言：“余信政治之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为一种技术。”
孙去世后，梁启超有更清晰的批评：“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孙文之价值》）陈之所以英雄末路，也就在于他太讲原则吧。
陈炯明等的政治原则
在此，还要另外补说一点：当时坚持不与外国势力合作的实力派军阀，并不仅陈炯明一人。
吴佩孚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得胜，势力盛极一时，苏联特使越飞在南下会见孙中山以前，实际上更希望跟吴合作，但为吴所拒绝；吴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日本领事劝他抛弃旧主曹锟，与段祺瑞修好，吴却表示：“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不为望瓦全也。”等到他为国民党所败，退避蜀中，日本要人仍专程拜访他，愿提供一百万元、十万步枪、两千机关枪及五百钢炮，以支持他重出江湖，但他回答：“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参李洁《茫茫烟蔓寻何处———吴佩孚遗址考》；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可知吴与陈皆始胜终败，而且皆败于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实与他们恪守原则大有干系。
郭松龄1925年起兵反奉，欲推倒张作霖，日本方面事前曾与郭接洽，表示可助其一臂之力，条件是满足日本在南满的特权，但为郭断然拒绝。结果，正由于日军介入，郭功亏一篑，而张作霖才得以挽狂澜于既倒（参何柱国《郭松龄反奉失败原因之我见》）。
即使是凭藉日本势力起家的张作霖，行事也仍有他的底线。据说在他统治东北时期，大事不糊涂，与日人虚与委蛇，始终未缔结损害国家主权的正式协议；1928年日本警告他不得返回东北，但他决意离京返奉，才被炸死在皇姑屯车站（参沈云龙《有关张作霖的史料》）。
吴、郭、张诸人所行，可算陈炯明的翻版。何以旧军阀尚能遵守相当的政治原则，而革命党反而在手段上肆无忌惮呢？我想，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家，或自信他的目标更远大、理想更崇高，自以为非常之人，可行非常之事，故更勇于投机，乃至为陈炯明所不肯为。越是以政治理想自负者，其不择手段的勇气也越大，“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此之谓欤！
陈炯明非一介武夫
陈炯明并不是一介武夫。他跟吴佩孚一样是秀才出身，又就读新式的广东法政学堂，以最优等生毕业，比之吴佩孚更多了新知识的洗礼。他后来以文人治军，仍有其独立思想，此其所以终不能盲从孙总统也。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素来敬重陈炯明，孙、陈分裂后，他写了一封万言长信给陈，举孙、陈、汪（精卫）为当世党人三大领袖，希望陈与孙能和好如初。陈复函有谓：“……共和建国，主权在民。民之能力，直接间接不能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主权不能行使。由小数黠者久假不归，虽百年以往，无真正共和之可言。……老百姓不出，如民治何？假托武力，愈革愈糟，前车可鉴……”这不仅说中了孙中山的要害，说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不也说中了百年以来的历史吗？
稍后陈炯明彻底失势下台，避居香江，1927年完成《中国统一刍议》，系统提出其建国方略，虽已无济于实际，但仍不失为光明正大之论。
他批评国民党的政治路线：“夫既曰国民，不应为一党之包办，不应仰苏俄之接济，尤不应受第三国际之指挥。否则冒国民之名，行党人私通外国之实，民国虽可欺，决不为之负责。”这既是指责当时的国民党，也是指责过去的孙中山。
针对一党专制则说：“夫一党专政，实与民主政治根本不能相容……若震惊苏俄专政之成功，则历史帝王之专政，何尝非绝大成功。今必欲尤而效之，则革君主而为民主，日以民权强聒吾民者，殊为多事也。”这是说，如因为新专制有效率就效法新专制，那又何必推翻同样有效率的旧专制呢！
又说：“即以革命党论，亦无一党独尊之必要。盖革命目的，原非排斥异己，独霸一时。如有异党之为革命，或非革命，而其行动不为本党之破坏者，何妨并行而不悖。若必以狭隘之态度处之，一若版权所有，不准翻印，未免示人以不广；且谁为真赝，尚待条件证明。”以垄断版权比拟国民党的一党独大，是很可玩味的形容。
陈炯明又批评党化教育：“中国向无宗教束缚，方幸为欧美所不及，国民党何故违背真理，以一党之信仰，作宗教式之宣传，尚为未足；并此教育独立之机关，亦必入寇而摧残之，是亦何为者！”
以上这些批判，正与胡适为首的“新月派”对国民党独裁的批评遥相呼应，而且，在写作时间上还比胡适为早呢。
陈炯明1933年病逝于香港，各方哀挽无数，其中有这样两副挽联：
“好权不好利，好俭不好奢，叔世才难，如公有几；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谤满天下，名亦随之。”
“天下事岂有定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
所谓“叛情不叛理，叛党不叛国”，所谓“大丈夫当如是耳，孙不能屈，袁不能降”，我以为最能见其人的意气和光彩。
总体而言，陈炯明在政治上终归于失败，但不失为荣誉的失败。他以革命功臣而终成国民党的叛徒，恰可比十九世纪日本西乡隆盛，以维新元勋，而终成明治政府的乱党。当时为逆为寇，然倏忽百年，尘埃渐落，功罪重论，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失败的英雄。
曾看到一篇台湾陈文茜的访谈，题为《只问历史的人》，在她心目中，民进党早期的领袖许信良是真正的政治英雄，而后来的民进党已丧失了理想精神，“这个年代，已经太缺少不计自己利害、不论自己位子，只问历史的人。”其实，不计利害，只问是非，不计地位，只问历史，这样的政治人物在任何时代都是稀有的，若求之于近世，陈炯明庶几近之乎？
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陈炯明读法政学堂时，因为严译《天演论》的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流行一时，故他取字“竞存”，正与胡适名“适”字“适之”的用意不约而同。可是，就像胡的自由主义终究不合时宜一样，陈的政治道德也不能让他立足于弱肉强食的政治世界。胡适不“适”，竞存不“存”，这是现代中国的悲剧；但在那个泥沙俱下、群魔乱舞的时代，也是无可避免的悲剧吧。
◎胡文辉，学者，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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